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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念,在先生遠行以后

        時間:2014-08-09 10:16:48  閱讀:
        沒想到我是以那樣一種方式與賈植芳先生告別的。我在那天中午突然地起了一種強烈的愿望,想第二天到上海去看望賈植芳先生,沒成想這一去竟然是與先生所見的最后一面——就在我去的那天下午,先生和他的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永別了!從此,陰陽兩隔。望著先生瘦小的背影消失在另一個陌生的世界,想著先生此去一路少不了會遇到各色的魑魅魍魎,定然不會太平,想著那個冰冷的世界的黑暗,想著先生的孤獨和無助,不禁悲從中來??捎窒胂壬惠呑雍茪庹暤鼗钪?,是經歷過大悲苦大劫難的煎熬和洗禮的,尋常的鬼魅又算得了什么。更何況先生在世時的熱腸和俠義,經常是盈門賓客,有朋四海,到了那里,定然也會有溫暖的隨行和情義的援助。即便這樣想,在先生去世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始終無法面對先生已經不在了的現實。
        今年的四月二十四日是先生逝世兩周年的日子,郁積于胸的懷念綿長醇厚,成為先生遠行后時時泛起的回味和遙想。當我翻閱著這本新近出版的《我的人生檔案——〈賈植芳回憶錄〉》時,先生的音容笑貌竟是那樣清晰地重現于眼前。盡管這些文字在過去先生健在的時候陸陸續續都曾讀過,但在先生遠行后的重讀卻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我曾多次在先生的書房兼客廳中聽他講他的家庭,他的人生,以及跟他發生過關聯的枝蔓叢生的歷史,如今只能在靜靜地閱讀中浮現那些與先生相處時的溫暖的情景了。
        賈植芳先生時常為人所樂道的名言就是:“把‘人’字寫端正!”他的一生就是用行動和生命詮釋“端正的‘人’字”的一生?!痘貞涗洝酚?ldquo;且說說我自己”、“獄里獄外”、“我的三朋五友”三部分組成,所選篇目基本涵蓋了先生坎坷曲折的人生歷程,說己論人,風骨畢現。第一部分的文字可以說是先生對人生的概述,涉及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學習與生活、個人與文學的關系,諸如《我的第一篇小說》、《我的寫作生涯》、《懷念丸善書店》、《上海是個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一個老年人的自述》、《在那個凄風苦雨的日子里——哭亡妻任敏》這些篇章,從一個熱血青年寫到耄耋老人,這里有青春的叛逆,有與文學的結緣,有溫馨的懷念,也有感人至深的大痛之言。先生生命的足跡,就是一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個人被歷史裹挾著走過崎嶇不平的道路,但從沒聽先生抱怨過,那是他一生的選擇,雖九死其猶未悔!
        “獄里獄外”,先生曾以此概括自己的人生。從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他曾先后四度入獄:1935年在北平參加“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首度被捕;1945年在徐州從事日本人的策反工作被日偽特高科逮捕;1948年在上海因文賈禍被國民黨中統局特務抓入大牢;1955年受胡風案牽連開始了長達25年的監獄及勞改生涯。這樣的經歷聽起來頗有些傳奇色彩,但它絕非想象的虛構,更不是浪漫的革命故事的演繹,而是一個追求真理,熱愛自由,向往民主的愛國知識分子苦難人生的真切履歷。先生說他的一生就是:從一個監獄到另一個監獄。“獄里”似乎是歸宿,“獄外”倒像是過渡。細想起來,先生此言飽含了他難以盡述的屈辱和痛苦,也證明著他不屈地抗爭和堅執的忍耐。他的人生的黃金時段基本是在監獄里度過的,他在專制和強權的時代里以自己受難的方式見證著社會的癥候和人的表現?;貞涗浿羞x取了先生關于后兩次入獄的文字,比較詳細地記述了他對于監獄乃至社會的感知、體驗和認識?!对趤啝柵嗦范枴吩敱M地敘述了先生在1948年被捕入獄的緣起和獄中生活,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專制黑暗,特務的無法無天,從肉體折磨到精神摧殘的殘酷暴行,提供了一份親歷親見者的確鑿的證詞。人們借以知道了國民黨統治下的監獄里是怎么酷刑逼供,怎么誘民入罪,怎么踐踏人的尊嚴,怎么隨意剝奪人的自由和權利。也把監獄這樣一個特殊社會環境里的人性表現記錄在案,人性與獸性,清晰地表演在監獄這個獨特的舞臺上。“人的斗爭”是知識分子為了反抗黑暗的惡勢力而進行的意志力的較量,追求精神的獨立,以不屈的姿態留下了“人的證據”。
        上個世紀50年代初的幾年是賈植芳先生生活相對比較安定的時段,革故鼎新的社會變遷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懷揣希望的激情投身于火熱的時代,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有自己的參與、努力和奮斗在里面,以勝利者自居是他們發自內心的確認,并非趨勢攀附的沾光,這也就不難理解新中國剛一成立胡風就作了《時間開始了》的長詩,以豪邁的政治熱情為革命的勝利獻上了一首由衷的頌歌。但50年代又是一個重新確立社會秩序和文化規范的時代,各種文學力量被規范整合后置于新的體制框架內,“一體化”的要求終于使文學在政治面前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然而胡風在當時的語境中無疑是個異數,這位誕生于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中的左翼文學理論家,堅持“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啟蒙立場,自覺地繼承魯迅開創的現實戰斗精神,對蘊涵于大眾中的“精神奴役創傷”進行批判。他的觀點和認識,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文藝思想產生嚴重的差異和分歧,最終上升為政治問題被強加上“反革命集團”的罪名予以鎮壓。賈植芳先生因與胡風的關系而被目為該集團的“骨干分子”遭到逮捕,成了這個冤案二十多年沉冤的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在《獄中沉思:我與胡風》中說:“我之所以成為這個人為認定的‘集團’的‘骨干’,完全是我與胡風之間的、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深厚的友誼關系。我與胡風的感情,主要是出于友誼以及對朋友忠誠這一古老的中國人的為人道德。”他還在《乍暖還寒時候》一文中也說過,他尊重的是胡風正直的人格力量,是與胡風幾十年來生死相連的友誼,銘記于心的是胡風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所給予的幫助,是朋友就不應該背叛,對那些“賣友求榮”毫無操守可言的趨炎附勢之徒表達了他的不齒。其實,在當時的情勢下,要想劃清界限也是件很容易的事,推波助瀾,落井下石,反戈一擊者大有人在,更何況趨利避害是人的常性,待時過境遷之后,可以用身不由己,形勢所迫敷衍而過,無需悔過,更不必擔責。惟其如此,巴金先生晚年的《隨想錄》所表達的一個“懺悔的人”的哀痛和自責才顯得那么空谷足音般彌足珍貴。賈植芳先生選擇了對朋友的忠誠,也就意味著要兌現隱含其中的心靈的期許,就必須承擔“有難同當”風險,絕不屈于淫威而出賣靈魂,而是以靈魂的受難來證明人格的操守和道德的品質。他漫長的監獄人生,勞改役使,將一顆沒有奴顏和媚骨的鐵骨錚錚的精神的頭顱高高揚起,終成為檢驗那個時代的某種精神標尺。
        先生不屈的精神成為一種人格風范,但它負載了太多的苦難、屈辱和痛苦,這之中還包含了他的妻子為他承擔的苦痛和折磨。他在《做知識分子的老婆》一文中回憶了妻子任敏為他所累而坐牢和流放青海的苦難歷程。在先生眼里,任敏師母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女性,她用超凡的忍耐接受并默默承擔著因先生而起的命運的不公,盡管這并不是先生的錯。她選擇做了知識分子的老婆,要承擔的東西很多,包括物質的清貧和精神的動蕩,不可能有安穩的小日子,受苦、受累、受難,為他思想的不安分所累。擔驚受怕,患難與共,相濡以沫,可以想見,就這樣一路走來的險途,豈是幾個簡短的詞語所能涵蓋的了的?這里面有局外人難以想象的苦與痛,恐怕就連先生也未必確知究竟,如一個女性被發配到遙遠的蠻荒之地,孤獨無助無告的處境下需要有多大的勇氣和心力去面對?需要忍受多少常人難以忍受的磨難?師母是有文化的女性,她把自己的遭遇寫成了《流放手記》,盡管記錄的是一個側面,但卻是對災難性的歷史事件的有力補充。胡風妻子梅志也寫下了《我陪胡風坐牢》,這些文字都是一個歷經苦難的“知識分子老婆”的記述,她們不是被視為“異端”的思想的制造者,卻是這種思想者的妻子,牽連之深不言而喻。想到那年師母去世的追悼現場,先生對師母深深地跪謝,令所有在場者動容不已。這一跪之中表達的是先生對妻子在風雨人生中對自己的追隨、扶持、理解和給予的愛的溫暖的謝意,也有先生為自己帶給妻子苦難的內疚。無論是“獄里”還是“獄外”,先生與師母始終不離不棄,風雨相隨。
        一個自稱是“社會中人”的知識分子,自然少不了“三朋五友”,可從那些先生回憶的對象來看,也多是些“道上”的朋友,集中在學校中、出版界、文化界,都是以“知識分子”為范疇的認同。先生是一個重情重義之人,在那些相識相交的友朋之中,有患難與共的文友兄弟胡風、路翎,有曾經共事復旦的余上沅、林同濟,有所謂“托派分子”長者鄭超麟,有現代文學學科研究的開創者鄉黨王瑤,有受先生牽連的學生、美學家施昌東,有編輯家尚丁,還有相識于不同時期的作家巴金、蕭軍、陳瘦竹、戴厚英,以及詩人公木、覃子豪等等,這些名字大都與20世紀中國的文學史、文化史、思想史關聯深切,賈植芳先生的關于他們的憶舊性的文字中,或贊賞其學識,或欣賞其風骨,或追懷其友情,言語之間,知人論世,極富洞見,先生在對“歷史中的人”的敘述中也在不經意間把自己的冷熱性情和看取人世的眼光凸現了出來。
        由于賈植芳先生特殊的人生經歷的緣故,人們談論最多的是關于苦難與人格的話題,而他作為一個著名教授、學者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和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建設方面所做的貢獻反而被遮蔽了。他從一個曾經著名的“七月派”作家到大學教授,在荊棘密布險象環生的現實途路中完成了人生的轉折和定位。對此,他說:“我成了一名身為教授的職業者,但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書齋學者,我是在時代風浪中奔波的知識分子。教書育人,這是我一輩子頗感欣慰的大事。”其實,于先生而言,作為教授、學者是其人生角色里扮演時間最長的身份標志,相應的教書育人、著書立說是本分也是責任,他常說做人是第一位的,如果人品不好,學問也好不到哪里。這與中國知識分子傳統強調的“道德文章”是有相關之處的,人的道德修養和人格境界無疑會提升問學的層次和學術的水平。因此,先生的育人常常是以不拘泥于形式的方式完成著潛移默化的浸染,學生們既潤澤了知識的光輝,又感受了人格的魅力。先生之學從煌煌四卷本的《賈植芳文集》中便可得以明證。正如陳思和老師在《〈賈植芳紀念集〉編后》一文中所總結的:“您從64歲到92歲,繼續筆耕大量文字,是學術研究論文和演講、提攜后進的序跋書信、以及您作為歷史見證的回憶錄和散文,這還不包括您主編、編譯、策劃的大量資料文獻。后者的文字數量大大超過了前者,所涉及的領域更加廣寬,創作發展成了驚心動魄的回憶錄,翻譯演變成中外文學比較的研究,文學批評成為對現代文學的研究和資料匯編。”
        賈植芳先生在回顧自己的一生時說:“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活得還像個人。”這本《我的人生檔案》就是要告訴人們一個大寫“人”字是如何完成的,一撇一捺,先生都是背負著巨大的苦難的“書寫”,“人”的站立,是先生高貴的精神的站立,他在有形之中灌注了正直不屈的靈魂,所以寫得端正。一個疏離于主流意識形態,疏離于政治權力中心的知識分子,如何在體制嚴統的環境里保持獨立的精神品格,維護人格的尊嚴,這是一個無法輕言的問題。賈植芳先生用了一生的行動來回答,答案是沉甸甸的,而答題的過程更是九死一生的艱難,按先生的話說,如同孫悟空西天取經,須經“八十一難”方得正果。記得高爾基在《不合適宜的思想》中說過:“我們不應該忘記‘純粹’的真相,因為它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是我們意識的最明亮的火花;這種真相的存在,是人對自己提出崇高的道德要求的證明。”就此而言,賈植芳先生的“人生檔案”無疑具有這樣的意義。
       
      注:該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4月27日;2010年5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網·人物研究欄”和“中國社會科學網”轉載;2013年收入陳思和、王德威主編的《史料與闡釋》(2011卷合刊本)

            * 本文作者何清,1987~1997期間在張掖師專(今河西學院)中文系任教?,F為蘇州科技學院圖書館館長、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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